我國退休制度成型于上世紀50年代,男職工60周歲、女職工55周歲或50周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一直保持相對穩定,沒有進行大的調整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,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,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,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人口質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,勞動力市場和工作崗位構成也與上世紀50年代大不相同,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有必要進行相應調整改革,使之更好地與經濟社會發展、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相適應。
延遲法定退休年齡,是充分開發我國人力資源,進一步延長“人口紅利”的關鍵舉措。截至2023年底,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.97億,占總人口的21.1%,與2010年相比規模增加1.19億,比例增加7.8個百分點。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起開始出現下降,從2011年的9.4億人減少至2023年的8.6億人。同時,2023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78.6歲,比1981年的67.8歲增加10.8歲。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、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下降、預期壽命穩步增加的背景下,如何進一步挖掘人力資源,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供給,通過制度和政策措施延長“人口紅利”成為關鍵。從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驗看,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行之有效的辦法,也成為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普遍采取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。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,通過制度規范和激勵措施,可以有效提高勞動參與率,增加勞動力規模,增加勞動供給,增加勞動時間,緩解勞動力規模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,增強勞動力市場活力。
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促進教育成果轉化為“人力資本紅利”的重要措施。通過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只有進入生產過程才會發揮作用、產生價值?,F在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%,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到2.5億,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。從勞動群體看,2023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1.05年,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4年。這些都表明我國的人口質量和勞動者素質不斷提升,但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推遲。與這些變化發展相適應,也需要進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,促進教育成果轉化為人力資本,進入經濟生產過程。從個人層面看,通過改革可以獲得更長的回報時間、更多的回報機會,從而取得更多的報酬;從宏觀層面看,此項改革可以更充分地把我國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轉化為“人力資本紅利”,為化解人口老齡化壓力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。
“按照自愿、彈性原則”推進改革,既考慮了職工利益,又激發了職工的自主性和積極性。改革允許一定的彈性空間,允許職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,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自愿選擇提前退休或延遲退休。職工個人、家庭情況各有不同,從事的職業、對未來的規劃也有差異,這種有彈性的規定使改革能更好地滿足和匹配職工多元化、個性化的需求,職工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實際進行選擇。與“一刀切”的政策相比,職工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,也更能激發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。
勞動力市場和工作單位是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方式和場所,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也可以增強老年人的社會參與。世界衛生組織從1997年就倡導積極老齡化概念,認為健康、參與和保障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3個重要維度,強調老年人參與社會、經濟、文化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。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與積極老齡化觀念相吻合的改革舉措,是把老年人轉為重要人力資源的推手,也是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重要舉措。“自愿、彈性”的改革原則和積極老齡化的觀念相結合,有利于激發老齡群體的勞動熱情與社會參與感。
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,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將有效增加勞動要素供給,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。勞動者同時又是消費者,收入轉化為消費,必然會拉動產品和服務的需求,帶來生產的擴展和就業的增加,形成勞動供給—收入增加—消費拉動—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。延長工作年限不僅可以實現職工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提升,而且其工作和消費會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活力。(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、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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